中国是世界上发明瓷器最早的国家，其原始瓷烧制发现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文化，距今已有近四千年的历史。经商、周、秦、汉演变，东汉时期青瓷正式烧制成功，为后来陶瓷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魏晋南北朝延续，隋唐瓷业大发展，到了宋代更是昌盛繁荣。宋代是我国陶瓷繁荣昌盛时期，现已发现古代陶瓷遗址分布全国170个县，其中宋代窑址达130个，占遗址总数的75%。五大名窑的兴起（汝、钧、官、哥、定）、八大窑系的形成（江北定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窑系、江南龙泉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越窑系、建阳黑釉瓷窑系），使我国瓷业达到历史巅峰。

邓窑就是在这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邓窑原在邓州市杏山管理区柏扒与张岗村之间就有的“邓瓷”旧窑遗址，现据张岗村西南不远还有个村名就叫“南窑上”。在张岗村的西北方向发现有大储量的高岭土石灰石及釉土。后因杏山及周边山林木柴用尽才移窑到今内乡县岞曲乡白杨村大窑店。现张岗村附近有一上世纪八十年代——龙窑窑址，唐宋时期古窑址未能发现。唐、宋、元时内乡属邓州管辖，所烧瓷器亦称“邓瓷”。在南阳陶瓷史上，有史料记载、有窑址可寻的古窑，唯有“邓窑”。据南宋叶窴《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今邓州）、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明代贤相李贤《大明一统志》中载：邓州瓷窑在今内乡县境。《大明一统志·南阳府·土产》（天顺本）：“瓷，内乡县出，有窖。”清康熙三十年（1649年）《南阳府志》透露出一缕信息：“内乡窑，在县西南50里大窑店，距邓州60公里。始烧于唐，终于元。” 据《南阳市志》记载：“唐末，邓州内乡民间兴起了瓷器业，烧黑釉及带斑点的花瓷，至宋代，邓州官府已在内乡建立瓷窑。因 “邓窑”遗址在邓州内乡县，亦称“邓瓷”。《宋史·地域志》、《元丰九域志》：“邓州，京西南路、武胜军节度，治所穰县；辖穰县、南阳、内乡、淅川、顺阳五县。”但邓窑的地理位置、确切窑口所在，由于记载不祥，早已成为历史悬案，给邓瓷研究者造成困惑。直至上世纪70年代经各部文物部门联合组织实地考察，终于在内乡县境岞曲乡大窑店发现。窑址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属丘陵环山地貌，周围森林茂盛，瓷土资源丰富，为邓窑的兴盛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资之源。窑址西侧石堂山麻衣道场所珍存的元至大二年（1309年）碑文“孤村陶烟时起，前事宛然在目，方外之游未尝过而问焉。”佐证了邓窑在元代至大年间仍在烧造。

一座刻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邓窑遗址”的石碑孤寂地矗立在路边，从碑文中看到“该遗址呈不规则长方形，以大窑店为中心，东西宽800余米，南北长1500米，总面积约120万平方米。”

邓窑从创烧到衰落，历经七百余年的历史，它曾有自己的辉煌和梦幻，有着独特的生存方式和独特的文化，但邓窑与邓瓷文化却在元末戛然而止，辉煌不再，近八百年的历史最终只留下被空旷的田野掩埋了的遗址。

南阳盆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为陶瓷文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尤其自隋唐以来，受到中原陶瓷基地大发展的影响，更促使了当地陶瓷文化振兴。

陶瓷发展催生了邓窑。邓窑遗址今日虽是农田，但在唐宋时期此地森林茂盛，柴薪取之不尽，为邓窑烧造提供了宝贵资源。因为，大窑店交通方便，尤其水运畅通，邓窑周边贯穿丹水、白河、唐河三大水系，西与淅川县马蹬镇接壤，东与邓州市临界，南与乌河、丹江联结，为邓窑的外销及出口提供了便利的水运条件。

邓窑充满了活力。邓窑创烧初期，造型简单，品种单一，生产规模不大。经演变与发展，到了宋代技术日趋成熟，规模不断扩大，品种增多，产品流散各地，因“邓瓷”质地细润致密，坚如碧玉、叩之若声、施釉清彻、气泡精莹、隐纹纵横、开片自然，釉色五彩缤纷：细腻脂嫩的雪白、淡定油润的紫褐、柔和淡雅的粉青、古朴大方的灰蓝、庄重肃穆的墨黑、灿若黄昏的云霞、目不暇接惹人可爱，甚至被地方官员进奉皇宫，以贡品进供御用。这样一个偏僻的窑场引起皇宫的重视，曾派窑务职官到现场考察、监烧，1985年文物工作者在遗址上发现刻有“窑司”字样的瓷片，就是宋代皇室派遣官员对邓窑进行窑务管理的实物见证。有的邓瓷还通过输出，经洛阳或西安，依助陆上“丝绸之路”远销西亚各国。通过瓷器的外销，既推动了与各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也是中国与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更是文化传播的历史见证。1992年在丹江水库下沉船中发现的一批邓窑瓷器，就证明了宋元时期邓瓷由水路外销的历史事实。

   中元夜百花洲作

作者   宋 范仲淹

南阳太守清狂发，未到中秋先赏月。

百花洲里夜忘归，绿梧无声露光滑。

天学碧海吐明珠，寒辉射空星斗疏。

西楼下看人间世，莹然都在青玉壶。

从来酷暑不可避，今夕凉生岂天意。

一笛吹销万里云，主人高歌客大醉。

客醉起舞逐我歌，弗舞弗歌如老何。

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中秋节夜，范仲淹任邓州知州期间，在百花洲喝酒时所作诗一首，诗中的青玉壶和斗茶歌中所用碧玉瓯，形容邓瓷色如青玉、碧玉般青绿、麦苗绿正是邓瓷特有釉色，和已出土的邓瓷器和邓瓷片实物相吻合。

和章岷从事斗茶歌

作者  北宋  范仲淹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

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

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

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

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

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

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

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冥。

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

卢仝敢不歌， 陆羽须作经。

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

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

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

不如仙山一啜好， 泠然便欲乘风飞。

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宋朝是一个科学技术革新显著，哲学思想开朗，艺术审美造诣登峰造极的时代。宋之美学，强调素雅、淡泊的人文精神，近千年来对于整个亚洲文化及西方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瓷器的收藏主轴都以追求极品“宋瓷”为瓷器收藏为主流，并彰显着收藏家对艺术品的至高品位。

邓窑充满了动力。邓瓷善于吸收众家之长，又具有自身风格，尤其受到鲁山段店窑、郏县黄道窑及禹州赵家窑的直接影响。唐代以烧黑釉瓷为主，并在黑釉上饰以天蓝釉彩，开始出现两色釉瓷器，通过复杂的窑变，形成美丽的彩斑。这种窑变彩斑为宋代钧瓷窑变美妙开启了先河，五代青釉及茶叶末釉的发现也为宋代汝瓷青釉的烧制成功打下了基础。花釉是我国古代陶瓷器上一种绚丽多彩的装饰釉，用花釉装饰的陶瓷器釉层凝厚，釉里呈现相互交错的青、红、紫、褐、黄、青白、青蓝等多种颜色，并有针状、放射状的光点、块斑或结晶，加之釉面有光亮的玻璃光泽质感，故而釉色十分瑰丽、光彩夺目、绚烂异常。邓窑独特的窑如丝絮状的釉色，有的称为丝绵状蓝色窑变，有的称为丝雨状，是其他窑变所没有的。既有钧、汝之釉色，又有耀州窑的刻花印花工艺，还有磁州窑地白底黑花瓷及湖南长沙窑釉下彩的渊源，更有河南天目瓷的遗风。据史载：以邓窑为中心的瓷业中心所烧制的花釉最为丰富，最有代表性，对后期形成的钧瓷艺术成就有先导借鉴作用。
       邓窑充满了魅力。历史上邓窑是以青瓷窑口而驰名的，邓瓷以盘、碗为大宗，器表的印花为最，刻花较少，施釉较厚，垂釉处犹如透明玻璃珠。纹饰题材多以缠枝花卉、折枝花卉、交枝花卉、团花纹展现，线条流利生动，图案美观大方，亦有水生物题材出现。邓瓷青釉多为青绿色，釉质晶莹润泽、光亮如碧玉。釉色虽为青绿，但与耀州窑、龙泉窑、临汝窑、宝丰窑的青瓷有所不同，它的青要更深一些，不像耀州窑、龙泉窑、临汝窑的橄榄绿、黄杨绿有黄而明亮的倾向，也不似宝丰清凉寺窑的葱绿色，悬一种独特的麦苗绿。这种麦苗绿呈色略深，偏褐青色，稍有发乌的感觉，而且时代越晚发乌的感觉越明显。邓瓷青釉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釉中大多出现有黑色斑点，这是其他窑青瓷所未见的，从而成为区分邓瓷青釉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邓窑瓷土含铁量高，配方中杂质较大，故而烧成后，瓷器露胎处和薄釉处多褐红色或褐黄色，有少部分器物是白胎或香灰色胎。邓窑青釉碗的圈足与临汝窑等河南系青瓷碗的宽矮不同，多数高而窄，圈足内又多呈紫褐色或月牙白，这些风格均反映了邓窑青瓷的本土特色。  
    邓窑充满了张力。邓瓷的成型工艺主要采取轮制、模制、浇注、组合粘接和捏塑等不同的成型技法。对成型的坯胎进行修坯的过程中，采取的推、拉、旋、压等技法已运用的相当成熟，施力的大小、对泥坯干湿程度的把握也已恰到好处。烧制出来的器物，粘接、捏塑、划线等工艺精制入微、生动传神，合接部位严实合缝，很少见到烧制变形的现象。而且不同时代成型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如唐代的造型多丰满圆润，到了宋代特别注重线条流畅、造型美丽、亭亭玉立，而金元时代又有新的时代风尚，出现新的造型标准。邓窑瓷的匠师们为了满足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客观需求，还采用刻、划、印、雕、模印附贴、镂雕技术等各种艺术手段，对不同的器形予以不同的装饰，使其达到实用与艺术鉴赏的统一。在装烧方面也同样采取不同的方法，多数采用支烧、垫烧、一匣一器进行烧制，这种装烧工艺虽然比定窑覆烧（芒口）多占窑位，但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烧制成功率。由于邓瓷工艺讲究，富于装饰，更由于产品丰富，使之成为唐宋以来国内生产瓷器的一个重要基地，可谓产销两旺，享有盛誉。

邓窑之独特，为何停烧于元末，这完全是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决定。
    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南召猿人”就已在南阳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开始了原始的土地利用。经对南阳及邓州许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距今六千四百年前先民们已经聚落而居，有了房屋、手工作坊和谷物种植，这样也就有了原始的“农业用地”与“建设用地”。夏商西周时期，实行土地“王有”即土地国有制度；春秋末期，楚国占有邓州、南阳；战国时期，楚与秦、韩、魏之间为争夺对邓州、南阳土地的控制权，多次诉诸战争；秦汉时期，南阳是著名的冶铁中心，采矿、冶炼业多出用地，面积较大；东汉时期，南阳为“帝乡”；隋唐两代，南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大诗人李白在《南都行》中作了生动的描绘；后经“安史之乱”和五代纷争，南阳大地荒凉，有“长风吹白毛，野火烧枯桑”之写照；北宋时，迁闽浙移民入唐（今唐河县）邓（今邓州市）二州，实行“招徕垦殖，许为己业”的政策；南宋与金元的战争持续了150余年，南阳首当其冲，数度易手，民众逃亡，田地荒芜；元军占领南阳后，蒙古贵族圈占大量良田，弃耕改牧，后虽有忽必烈招抚流民屯田，但直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南阳府全境有人口14883户，91244人，分布于12州县，邓州仅有6363人。元代文学家许有壬（1286-1364）（至正集）卷七六有载：“至正十二年（1352年）五月，元顺帝枢密院事、总河南失刺把都率军血洗邓州，致使民流城废、无人居守，邓州近20年无人烟。”由此可见，邓瓷窑始于唐代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期，盛于北宋迁移民入唐、邓二州鼓励发展经济期，因南宋与金元长期战乱之祸而凋零、停烧。
    更由于停烧之后很少有人对其进行具体的考证及文字记载，久之其声誉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邓窑已名存实亡。
    邓窑为北方著名窑场，产品兼具耀州窑青瓷和河南汝系青瓷的风格，八大窑口特征瓷器都有烧造，又有自身显著的特点。邓窑虽是历史名窑，在文献中其地位在耀州窑、龙泉窑等之上，但由于邓窑遗址没有进行过正式考古发掘、传世名瓷鲜有发现、文献记载几近空白等原因，在陶瓷史上一直默默无闻，虽然现在邓州、南阳、内乡收藏爱好者，收藏有大量邓瓷及邓瓷瓷片，但“邓瓷”的研究也仅仅停留在初级探讨阶段，知名度不高，对邓窑面貌的探究总是云遮雾绕、支离破碎、难窥其详。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一提到“邓窑”瓷器，无论是古陶瓷研究者或是收藏爱好者，首先想到的是那粗糙的青瓷、黑瓷、白瓷、缸胎瓷等民用瓷器，很少能把它和宋元时期的著名青瓷如汝瓷、耀州瓷、龙泉瓷、钧瓷等精美器物联系起来。

2016年邓州市新华中路改造工地出土了大量明清时期青花瓷片和邓瓷特点明显的瓷器、瓷片，证明明清时期有窑口还在烧造邓瓷，另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州市、内乡县、淅川县居民还在内乡师岗、邓州市罗庄乡马岗村、岑子村、杏山张岗村购买水缸、碗等生活用具，也间接证明邓瓷系窑的延续，但已和宋时官窑邓瓷差距很大了。可喜的是1986年11月2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邓窑遗址”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更可喜的是2006年4月18日“邓窑”遗址在国际古迹遗址日，荣获“河南主要工业遗产”殊荣。

邓瓷文化在我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社会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它的外销与传承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和与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在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全力做好邓窑瓷器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璀璨文明及发扬光大灿烂的陶瓷文化，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作者白郎)